本蛋喜欢扯蛋，经常鼓捣几个文字，倒不是因为擅长或偏爱，只是因为文字可以零成本玩。经常看到一句话“中文之美”，中文美在哪里呢？中文有四声，读起来抑扬顿挫有音乐美感。中文典故深厚，意境悠远，令人回味无穷。中文单字成义，适合对偶，这个特点和洋文的区别尤其大，洋文单个字母多数不具意思，单词长短不齐，意思可以对偶，音调形式却不能对偶。

　　对偶早在《诗经》中就有运用，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了魏晋时期，中文各种花样套路出来，对偶玩得更精致，文人常喜欢玩一把拽一下。《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件事，来自松江华亭的陆云（字士龙）在洛阳宰相府中遇到本地名士荀隐（字鸣鹤），两人不认识，宰相张华让他们分别作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但是张华有要求，你们两位都是很有才华的人，不能用寻常话作自我介绍，必需华丽丽地出口成章。陆云先介绍：“云间陆士龙。”荀隐接着说：“日下荀鸣鹤。”两人的姓名正好形成对偶，“日下”是京都的美称，荀隐的籍贯洛阳是当时的京都，“云间”是陆云临时编造的，只为配合龙的形象，因为他这一造，松江府华亭县（现在的上海）就得了个云间的别名。不就报个籍贯姓名的事，至于这么拽文嘛。

　　晋代以后骈文大流行，不拽不成文，都没法好好说话了。就连政府公文、皇帝诏书都凑着字数对偶排比、骈四骊六。流风所及，文人雅士们在正式场合固然要文采斐然，就连平时开玩笑也要对仗工整引经据典，美其名曰“雅谑”。苏东坡是此道高手，他对黄庭坚说：“老黄啊，你的字写得不错，可惜太瘦，好像树梢挂蛇。”黄庭坚也不是善茬，马上反击：“老苏啊，你的字好到我不敢妄评，只是扁了点，好像石压蛤蟆。”（见于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两人打个平手，还算和和气气，另一次就没这么好了，苏东坡有个朋友刘攽得了风病，头发眉毛掉光，鼻梁塌陷，非常痛苦，苏东坡却拿他开玩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攽非常生气。

　　唐宋以后骈文式微，但对联成了文人的常规游戏，而且形式越来越精致，难度越来越高，不仅字面声调要对得工整，还发挥汉字的多音、多意、别解，搞出多重意思。比如“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谐音鲁肃、樊哙、狄青、萧何四个人名，确实精巧。甚至精巧到极致有了上联对不出下联，比如“一杯清茶，解解解元之渴”，第一个解读jie3音同姐，解渴的解。第二个解读xie4音同谢，姓解的解。第三个读jie4音同借，解元的解。全句意思是一杯清茶，解除了姓解的解元的口渴。因为难度实在太高，没人对得出，连出对人解缙自己也被难住。类似所谓的“绝对”还有大把，文人们的脑细胞都耗费在这些东西上面。

　　照这看，中文不仅优美，而且益智，智商不高还玩不转。但是照另一方面看的话，中文却很弱智。中文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不知有多少，但是记述工程技术、制造工艺的书却寥寥无几，名气大点的大约只有《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和诗文类书籍相比简直是芥子于泰山。

　　叙事似乎是中文的先天短板，史书记事常常简约到歧义纷呈，中国号称诗歌的国度，像样的长篇叙事诗只有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诗歌滑尚且如此，记叙枯燥无味的技术资料就更难了。古文中关于制作方法的介绍通常都是“几许”“少许”“即成”，含糊其词不明所以。文言文一字多音多意没有标点的特点使中国古文几乎处处有歧义，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断句争议始终没有定论，难怪五四时期一帮新文化大师们要废除汉字。

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鲁迅：“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胡适：“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　

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大师们的话虽然难听，但实在是爱之深责之切，中文太不争气。中文的表达力真的这么差吗？是中文的错吗？不是，从少数的几本技术书籍来看，中文可以把技术细节说清楚。再从另一种枯燥的内容——金石考据、版本目录来看，中文完全可以叙述枯燥琐碎的东西。历代考证古籍版本、青铜器、碑刻、墓志、刻帖及其拓本的书籍比工程技术类书籍多得多，可以把一件金石古物的诞生年代、拓本拓于何时、几个拓本的前后顺序、某本古籍的刊刻年代地点、版本源流考证得一清二楚，并把考证过程详细说明，中文作为工具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使用工具的人，在古代，掌握中文的大多是文人，掌握技术的大多是匠人，匠人大多文化低，不会书写记叙，所以历代手艺人都是口耳相传，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密，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没办法，不会写。而会写的文人却大多看不起匠人和技术，认为那只是雕虫小技，劳役贱作，不配花时间精力用文字去记载。从汉魏到晚清，作为精英阶层主体的文人，大块精力用在文字笔墨游戏或故纸堆考证上，中文在他们手中只是扯扯蛋。如果把这精力分一部分到记录整理工匠杂役们的干活细节，观察研究自然界的草木鸟兽，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会好得多。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提出过一个“李约瑟难题”，大意是说中国古代的生产制造技术一度领先，但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这个责任很大一部分要中国的文人来承担。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技术出自实践，是工匠事。科学出自思辨，是文化精英的事。

　　中国的工匠还是不错的，西汉有个工匠叫丁缓，他发明了一种“被中香炉”，可以在被窝里任意翻转始终保持炉体水平，不让香灰火星倒出，有人认为这是万向轴的始祖。他又设计了一种“七轮扇”，一人操纵就可使满室生风。这些技术发明记录在《西京杂记》这本笔记中，隋朝有个叫黄衮的工匠，给隋炀帝制造了一批会斟酒、递杯、划船的木俑，好比原始的机器人。此事记载在唐朝历史学家颜师古的笔记中。唐代高僧一行设计了多个天文观测仪器，主持大规模的天文测量，还制造出一套每隔一刻击鼓、隔一时撞钟的自动报时机械。更多的技术工艺则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工匠完成的。

　　但中国的文人就比较差劲了，工匠的实践并不能入文人的“法眼”，对工匠技术发明的记载不仅少，而且文字非常简单，只说名称和效果，没有说明设计原理或画出结构图，更没有归纳总结演绎证明。文人沉醉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修齐治平、性命义理、金石书画等等自以为是的套路，或自命风雅，或孤芳自赏，除了少数几个像沈括这样的文化精英留意于技术发明，绝大多数文人都不屑一顾。按理说文人喜欢画画，画画必需观察客观世界或器物构造，但中国的文人有他们的绝招，他们声称不了解客观世界更能画画，画得人无人形兽无兽样才是好画，称为“文人画”，极力鄙视贬低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画作。本来绘画是观察了解自然的好途径，达芬奇、丢勒等画家同时也是科学家。但是中国画被文人们这通搅和，绘画认识世界这条路也断了。

　　“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被赋予优美典雅博大精深的赞誉。不可否认，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整出了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也是文人士大夫们以他们的封闭狭隘、高高在上把传统文化送进了死胡同。自从欧洲发生文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明显落后，近代以来，已被世界抛弃。套用中国历史上的一句话：“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文人不得不任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