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2 (原创天地)  5009次阅读

作者: 别样人生 , 发表于: 2017-04-18 (279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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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也能看出来那时是从安全逐渐走向不安全了。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是在玉渊潭公园度过的。我父亲他没有别的爱好，他唯一的爱好是钓鱼。那时候每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那他每星期天从早上到中午肯定是在玉渊潭公园的湖边钓鱼度过的。从我四、五岁开始，他每次钓鱼都要带上我，所以我说从我记事起，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是在玉渊潭公园度过的。玉渊潭公园离我们家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东门。文化大革命以前，玉渊潭公园是不要门票的，公园也没有围墙，绕着东湖、后湖、八一湖，随便从哪里都可以进去。但只有东门是玉渊潭公园的正门，建有一个门楼，门楣上是郭沫若题写的“玉渊潭公园”几个大字。从东门进去，那条小马路的右侧就是钓鱼台国宾馆的南围墙。从文化大革命前到1968年西单商场爆炸案，我见证了钓鱼台国宾馆围墙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就是竹篱笆墙。竹篱笆墙是用两寸左右宽的竹片扎起来的，而且每两片竹片之间的缝隙也得有一、两寸宽，因此从围墙外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清楚钓鱼台国宾馆里面的风景。每次我沿着这条路往里走的时候，我都会边走边看国宾馆里面的风景。可以看见里面有小湖，湖上有石头桥和亭子。湖边有假山，有茂密的树林，我印象中最多的是松树。但我每次都要注意地看的可不是这些，一个小男孩是不会对这些景致有太大兴趣的。我注意的是孔雀。那时，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庭院里放养了一些孔雀，它们是散养着的，就那么自由自在地走在那些山水之间。我那时认为孔雀应该是只有在动物园才可能看到的，因此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庭院里能看到孔雀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当然那里面孔雀也不是太多，有时候能看见，有时候就看不到孔雀，所以我才会每次经过都注意看围墙里面，我是希望能看到孔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钓鱼台国宾馆的竹子围墙被拆除了，变成了砖墙。那砖墙得有两米多高，从外面只能看到那些松树的树梢，孔雀我是再也看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4月，西单商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个东北人因为个人或是家庭的原因在西单商场中的食品商场的西南角引爆了手提包里的自制炸弹，当场连他自己共炸死五人，炸伤上百人，那是当时北京市的惊天大案。爆炸案发生后没几天，当我再去玉渊潭公园时，我发现在那砖墙的顶上又架上两尺高的电网了。但那时，虽然有高墙，有电网，我们仍然可以一直走到墙根处。文革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住校了，我每天早上走着去上学，下午放学再走回家。这条上学路，正好又是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转，不过不是南墙了，而是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东墙和北墙。开始时我还能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自由自在地走，尽管什么也看不见了。再往后，在围墙外面又出现哨兵了。开始时，是只在国宾馆东北角的拐角处有一个哨兵，他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监视东墙和北墙两个方向。我沿着墙走他是不管我的，但他会一直注视着我。再往后，除了这个固定哨位外，又加了流动哨。有一个流动哨兵沿着围墙巡逻，如果有人接近围墙，他就会走到你跟前，告诉你不能停留，不能靠墙太近。而且那哨兵每次都是用劝说的口吻和你说话，绝不会呵斥你。再往后，从国宾馆的外墙直到马路边人行道之间的这片区域成了禁区了，种了一排矮灌木把它隔离开来了，人们再也不能走近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了。

再说秩序。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生活是秩序井然的，人们遵守着或约定或俗成的秩序，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因此生活非常方便。那时候，送奶人每天早上来送奶，就把奶瓶放在我们门洞里的地上。谁家订奶了自己去拿，绝不用担心这瓶奶被别人拿走。送煤的也是。那时都烧蜂窝煤，每月一次到煤站去买煤，按数量交了钱就走人。几天后送煤师傅登着三轮车就来了。他会用一块木托板搬煤，每次搬二、三十块煤，整齐地码放在门洞的边上。晚上下班的人回来了，再自己慢慢把煤搬回家。那堆煤在那放一天，一块也不会少。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是尊重劳动人民，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者，而送煤工是外在特征最明显的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的脸总是被煤灰弄得黑花，汗衫总是被汗水所浸透，因此我们都习惯等着送煤师傅骑着三轮车来，好为他们送上一杯水，为的是看到他们那黑花的脸上露出感激和开心的笑容。计委大院在1965年就改烧煤气了。那时都是罐装煤气。买煤气和买蜂窝煤是一样的，去煤气站购气交钱就行了。交钱后的第二天，把空罐放在楼门口，等你中午或晚上回家，这空罐已经变成沉甸甸的一罐新气了。那时，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不担心这罐煤气会被别人拿走了。那时，家里如果下水道堵了，就到维修站去。连人都不用见，维修站外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你拿起粉笔，写上：165门2号下水道堵了，然后转身走人。过不了一半天，维修师傅就会来敲门了。

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各司其职的生活秩序被当成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首先被打倒了。送奶的不送了，要自己到奶站去取。送煤气的也不送了，要自己到煤气站去拉煤气了。人和人之间好像是平等了，其实是失去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不久，文化大革命真正地让我震惊了，那就是李梅之死。李梅是谁？她是我母亲的同事，她们都在国家计委工作，而且都在同一个局综合局。我母亲和李梅关系很好，下班后在家里，经常听她说到李梅。李梅长得很漂亮，对我也很亲切，所以我也很喜欢她。我母亲那时有一张照片，是四个女人在一起照的。那张照片上的四个女人都很漂亮，都烫着头，穿着旗袍，洋气得很，很有点上海滩的电影明星的味道。当然作为儿子，我肯定认为我妈妈最漂亮，那第二漂亮的肯定是李梅阿姨了。除了李梅外，另外两个阿姨不那么漂亮，但她俩的名字挺有意思，一个叫佘仁善，另一个叫单仁秀，好像是把一个人的名字倒着念，就成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她们四人都是计委综合局的干部，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才到照相馆去照了这张合影。李梅家离我家很近，我家住在计委大院1区165门，她家住172门，相隔也就几十米远。由于李梅和我母亲是好朋友，彼此又住得近，我和李梅的儿子李全也就成了朋友。我忘了他比我高几年级了，本来我们差着好几岁，是不应该在一起玩的，完全是因为两个妈妈，我们才成了好朋友。李全比我高一个头还多，但他脾气特别好，事事都让着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有一次我失手把一只洋喇子（一种有毒刺的毛毛虫，蜇人可疼了）扔到了李全的脸上，当时他的脸就红肿起来了，把我吓坏了，我想我闯了大祸了，他非揍我不可。可是，他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楞是没有对我发火。1966年夏天的一天，我母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说：李梅死了，她昨天晚上跳楼自杀了。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漂亮的一个阿姨，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玩的李全的妈妈，就这么死了？从此世界上就再没有这个人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在我心中有了血腥味，原来它不是仅仅字面上有革命二字，原来是真会死人的，而且第一个死的就是一个近在我眼前的人。李梅为什么自杀，因为怀疑她是特务。那时候，只要是出过国的人，或者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有可能被怀疑是特务。一旦被怀疑是特务，那就从同志一下子变成阶级敌人了。很多知识分子感情比较脆弱，受不了这种冤枉，就选择自杀了。

不久，我就又看到了另一个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严格地说应该是看到了他的尸体）。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呢，一个孩子跑来说：计委大楼那有人跳楼了。跳楼死人了，那是大事，我们肯定要去看的。计委大院离计委大楼没多远，用不了十分钟我们就赶到计委大楼前了。那时计委大楼前边是没有围墙的，我们给家长送伞都是一直可以走到大门处的。但那天拉起了一根长绳挡着，不让人走近大楼。等我们赶到时，绳子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我们远远地看见，在大楼跟前的地上有一领席子，席子鼓起来了，下面就是那个死去的人。因为席子短，他的脚还露在外面。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肯定是计委的干部，因为他是从计委大楼的某一层跳下来的。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因此他的死给我的震撼远远小于李梅的死。我只是想，就这么一个计委大楼，几百个干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至少死了两个人了，那其它地方可想而知也会死不少人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按那时的说法叫“形势发展很快”，就是几乎天天都有令人惊讶不解的事情发生。那时人们的思维逻辑就是，不理解就是自己思想落后了，要赶紧提高觉悟，跟上革命形势（文革语汇）。

到1966年夏天，学校放暑假了，并且通知我们，秋季开学也不用来了，因为，中央发了通知，现在开始“停课闹革命”（文革语汇）了。以前，闹革命还要想着上课的事，这回好了，不用再考虑上课的事了，而且不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闹革命，全部时间去闹革命，全心全意地去闹革命。什么叫闹革命呢？把校长打倒揪来批判叫闹革命，给过去对学生严厉的老师扣一顶“师道尊严”（文革语汇）的帽子抓来打上一顿叫闹革命，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烫着波浪式的卷发，把她摁在那当街剃个阴阳头（就是把她的头发剃掉一半，另一半原封不动，想想那得多难看）叫闹革命，看见一个女人穿着高跟鞋，把她的鞋扒下来让她光着脚走回家叫闹革命，看见一个叫什么福什么亨什么财的商店，把它的牌子摘下来一把火烧了叫闹革命，找一个寺庙进去把佛像砸碎再逼着和尚吃块肥肉叫闹革命，看谁家好像有点钱就闯进去查查是不是地主或资本家实在不行给他安个坏分子的罪名把他的家抄了叫闹革命。总之，只要是把过去的东西破坏掉的都叫闹革命。那时，这些破坏活动全是合法的革命行动，是1966年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在这些革命行动中故意或者失误弄死了人都不用偿命。至于有多少是因为受不了冤枉，受不了批斗会上的百般折磨而自杀的人，那就更不用任何人来承担责任了，因为那时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文革语汇），是标准的反革命行为。 例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于1966年9月自杀后，他们户口所在地的上海市公安局常宁分局治安科是这样登记的：案别：上吊自杀；违反治安管理人员姓名：傅雷，朱梅馥。他们的自杀被当时的法律机关冷静地（或应说冷酷？）用法律语言定性为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们失去的是自己最宝贵最无价的生命，可他们哪一点影响了他人影响了社会了，却成了违反治安管理人员。他们的自杀成了犯罪，当然不会有任何人对他们的死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