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3 (原创天地)  5761次阅读

作者: 别样人生 , 发表于: 2017-04-18 (278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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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50年过去了，文革中破四旧的痕迹早已消失无痕了，即便少数残存的痕迹也和历朝历代的毁坏混淆在一起令后人无法识别。所以，当事一代人的回忆才更显得重要。据我所知，至少有两处文革痕迹至今尚存：一处是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上的佛香阁，你走到佛香阁的后面，那面墙上有几百个小佛像，上面的小佛像都是面目完整的，而四、五米以下的小佛像都没有脸，那就是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们敲掉的。另一处在陕西，在唐朝女皇武则天的陵墓乾陵，陵前两侧有两群比真人略大的雕像群，那些雕像都是外国人长相，是为了反映唐朝时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而塑造的。但如今，这些雕像都是只有身子没有头，他们的头也是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们敲掉的。

停课闹革命，我还真闹上革命了，那就是参加了红卫兵，尽管那年我才11岁。

到1966年夏天就兴起红卫兵运动了。那时候红卫兵组织可以说是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家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先有“西纠”，再有“联动”，这是两个让人感到恐惧的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两个组织是北京市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它们的出现是文革初期血统论首次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社会生活的开始。这两个组织都具有明显的排它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他们的成员都是干部子弟，而且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也就是今天的年轻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红二代）。西纠和联动的人一出来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清一色穿一身国防绿，即绿军装，都剃光头，有时候甚至女红卫兵也剃着光头，每人骑一辆28型自行车，车座得拔到最高，要比车把还高，还要把自行车的后架卸了。把后架卸了是为了跑得快，打架的时候不容易被追的人抓住。每人手里拎一条铜头皮带，或者一根锁自行车的钢丝锁。铜头皮带和钢丝锁是那时红卫兵最正宗的打人工具。西纠和联动一出动都是二、三十辆车一队，在北京的街头风驰电掣，呼啸而过。那时见到西纠和联动的自行车队来了人们都赶紧躲，就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日本鬼子的摩托车队来了人们往路两边赶紧躲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说不定他们就会从你身上发现什么四旧的东西，比如你头发太长了，或你鞋跟太高了，那就上来先抽你一顿皮带再说。那时西纠和联动的行动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打人、抄家、砸店等，因此有一点政治或历史问题的人听到西纠和联动的名字用闻风丧胆来形容绝不为过。西纠和联动经常爱晚上甚至是半夜出来，大概夜里干革命更像当年地下党的特科和锄奸队吧。西纠和联动也就风行了一阵，几个月后，这些高干子弟的父亲们都被打成走资派了，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注：红五类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这五类人和他们的子女，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走资派。本来西纠和联动的父辈都是红五类中的前两类，现在都成了黑五类中的走资派），西纠和联动也就销声匿迹了。紧跟着大学的红卫兵又起来了。他们和西纠和联动不同，西纠和联动人数不多，出来很多就是几十人顶多上百人，而大专院校红卫兵都是成千上万人。西纠和联动有点像武工队，人数不多，但人人精干，服装整齐，装备精良。大专院校红卫兵更像正规军，单个的每一个人并不起眼，但聚集起千军万马，那力量就像排山倒海一样强大了。那时红卫兵的力量和权利有多大，看看他们的司令们就知道了。当时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有著名的五大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革命造反公社的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这五个人当时是有权利可以直接进中南海找中央的，找毛主席不一定次次能见得到，但他们若说是找周总理那周总理是不敢不出来的，因为毛主席说了他是红卫兵的总后台，那周总理也是不敢惹他们的。那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和造反可以说是无界限的，他们甚至敢用欺骗的手段，用孩子出车祸了这种家长必会慌神而丧失警觉的谎话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从中南海里骗出来抓到清华大学去开批判会。那些红卫兵组织名气大到说个简称人们就知道说的是谁。比如那时在北京最有名的天派和地派，今天天派又批斗了谁了，明天地派又和哪个组织武斗动了枪了。今天的人听了像是说黑话，天派地派是什么组织？北航那时叫北京航空学院，是教航空的，飞机呀火箭啊，天上飞的，所以北航红旗简称天派。地质学院当然是教地质的，地下钻的，因此地质东方红简称地派。当时北京还有个比较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叫建校飞虎队。建校就是北京建工学校，应该是个中专程度的学校，本来他们的红卫兵不应该那么有名，但因为他们出来武斗时都是乘大卡车，人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钢钎铁棍，武斗的实力很强，确实有飞虎的气势，因此也跻身北京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了。除了这些正规的红卫兵组织之外，那时只要是中学以上的学校，肯定有红卫兵组织，而且一所中学往往还不止一个红卫兵组织。因为反对校长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那肯定也有拥护校长的学生，他们马上就会成立一个拥护校长的红卫兵组织。那时流行的说法就是造反派和保皇派（文革语汇）。那时只要成了红卫兵，马上就有了革命和造反的特权了。只要打着革命和造反的旗号，干什么都没人敢挡，谁挡谁就是反革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往死里打，而且是打死白打，用不着偿命。那个时候只要某个人被某个红卫兵组织说成是反革命，那很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就活活被打死了。除了中学和大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外，那时几乎所有的单位也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而且和学校一样，基本上每一个单位都会有两个对立的组织，造成对立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单位领导的态度，要造领导的反要批斗领导的是造反派，要保护领导不被批判的叫保皇派。（那时各单位中造反派的人数都比保皇派的人数多，这个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那时北京市财贸局有个造反派组织叫“财贸尖兵”，一次辩论中的“尖兵扎你”叫我在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中记住了财贸尖兵的名字。有一天在三里河商场前面的空场上，财贸尖兵和他们的对立面组织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实两派组织的成员都是一个单位的，都是三里河商场里的售货员。辩论的时候商场里就没人营业了，所有的柜台里都是空的，售货员都跑到商场前的空场上辩论去了。顾客也没法买东西了，于是也都涌到空场上看热闹。辩论时两派组织成员“捉对厮杀”，每两人一组就站在那里吵。我们看到有一对比较有意思，那是一男一女，那男的口若悬河，咄咄逼人，那女的口才不行，脸憋得通红，明显处于下风。那男的每一句都以“你们尖兵”开头，例如“你们尖兵根本就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尖兵从来就没有按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办”等。那女的被逼急了，突然就提高嗓音喊道：尖兵怎么了？尖兵扎你！”顿时旁边的人都笑了，连她的对手那男的也笑了。在当时，辩论是严肃的革命行动，不管你说的在不在理，起码在表面上要把语言组织得像个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而“尖兵扎你”显然已经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更像是小孩子吵架耍无赖的幼稚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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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和造反可以说是无界限的，他们甚至敢用欺骗的手段，用孩子出车祸了这种家长必会慌神而丧失警觉的谎话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从中南海里骗出来抓到清华大学去开批判会。”
图为文革中红卫兵在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给她脖子上挂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假项链

红卫兵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反。造谁的反？当然是造走资派的反。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又一个新词，走资派的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语汇）。那时的逻辑就是：只要是领导，就是当权派，只要是当权派，他必定是走资本主义的，因此他就是名正言顺的走资派，就必须打倒。打倒了就开批斗会，昨天还是学生们尊敬的校长，今天成了走资派，你就可以往他脸上吐吐沫。他如果忍了还算是聪明，如果敢回吐你，你就可以给他一耳光，甚至可以鼓动一群同学把他打个半死甚至打死。这么说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如果在被红卫兵或造反派批斗时态度不好，也就是说不承认各种强加的罪名，那被打死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别说是一个小学校长这种小走资派，上至部长的高官都逃脱不了被打死的命运。文革开始时还有煤炭部，煤炭部长张霖之应该是个硬骨头，他始终不承认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名-彭真反党集团的死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对他的批斗不断升级，在被关押的一个月中遭到多次毒打，打人的工具从最初的皮带最后上升到铁棍，最终他是因为后脑骨被铁棍打至碎裂而死亡的，他成为在文革期间第一个直接因毒打致死的部长级干部。但在当时，就这样老百姓打死了部长这么大的事，也无任何人担任何罪负任何责，因为部长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了，是阶级敌人，所以打死了白打。那时候打死的最多的是中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因为红卫兵们本来就是他们的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对他们最熟悉，因此也就最容易找到他们的“罪行”。被打死的人数第二多的群体是出身不好的人。那时候红卫兵们会到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去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哪些家庭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然后就上门去抄家批斗。如果在抄家批斗中你态度不好，那分分钟就可能打死你，因为那时打死出身不好的人和打死一只老鼠也差不多，根本就没人敢说个不字。北京在1966年下半年有过一段打死人的高峰，尤其是1966年的8月份，在民间被称为“恐怖红八月”。不但市区红卫兵多的地方打死人，连北京郊区的农村也有打死人，而且因为没人管，有些地方打死的人还更多。例如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有个“八三一事件”，就是说在1966年8月31日这一天，在大兴县就有300多人被打死，因此叫八三一事件。1966年下半年在北京有多少人被打死了至今是一个谜。